启蒙思想源发于上帝之死所留下的形而上学空场。这一空场带来了认知的超验确定性保障的缺失，并最终为启蒙所弘扬的人之理性所填补。被启蒙精神所弘扬的理性是一种不断批判和建构的力量，它蕴含着动态的实践性诉求，由此构成了启蒙的第一重属性。然而，启蒙对超验性的批判却同时带来超验的思辨神学的建构，动态的理性在后康德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悖论。因此，重建丰富的启蒙精神，或可回到康德，在一种界限性思维之下保障启蒙理性的非超验性，但却在避免了悖论性的同时丧失了理性固有的动态性；或可回到福柯，启蒙理性在不断试验性越界的过程中保留了理性的动态性，并避免了自身走向超验神学的重构之路。马克思的哲学借助于其固有的“批判”路径实践着试验性越界的理性实践，并在对人之解放的可能性条件的现实考察中，避免了理性批判走向超验的思辨神学之路。在这一意义上说，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性地继承了启蒙思想。